9年前，一個做了4年生意的年輕人，內憂外患，對外，要應對與韓國公司的官司;對內，面臨公司股東的撤資。風雨飄搖之際，有人拿4000萬美元入股了年輕人的公司，后來，成就了一個上帝之手的商界神話。

        當時困難重重的年輕人叫陳天橋，而力主入股年輕人公司的人則是軟銀賽富的首席合伙人閻焱，一年后，陳天橋的公司納斯達克上市，陳天橋成為2004年的首富;而閻焱則此役成名，但那時候中國的VC業(yè)，處于初創(chuàng)期，誰主沉浮，亦未可知。

        時光荏苒，閻焱的賽富基金成為行業(yè)翹楚，閻焱也收獲了頗多榮譽。《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資人榜單上，閻焱名列27位，《福布斯》2008年度中國最佳創(chuàng)業(yè)投資人，閻焱居首。而日本首富孫正義還有亞洲首富李嘉誠，都是閻焱的朋友兼商業(yè)上的伙伴。經濟學家金巖石稱其為“中國投資行業(yè)中最牛的一個人”。

        曾經的投資界大佬，現已退隱江湖的王功權如此評價閻焱，“在中國投資界，閻焱是我最敬佩的重量級投資家之一。我敬佩他不僅僅是因為他高超的專業(yè)能力，驕人的成功業(yè)績，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有謙虛的為人態(tài)度，深刻的思想水平和社會責任感以及商界江湖上的領袖心懷。”

        閻焱非常的低調，甚少在媒體上拋頭露面，但他的一些言論被媒體廣泛引用。去年，他在微博上就某視頻網站創(chuàng)始人在上市后不久拋售股票一事發(fā)表觀點，“創(chuàng)始人套現是投資之大忌，更不用說如此之大。此股應避之!”

        犀利的、一語中地的點評背后，這位被稱為VC業(yè)教父級的人物始終非常神秘。當然，緣由是他極其不喜歡媒體采訪，尤其是紙媒。“不專業(yè)，事先不做功課，接受采訪跟去學校上課差不多”，他坦陳。因此，留下了一個極其傲慢的背影。

        而與閻焱共過事的人則如此點評，他是一個很“強勢”的人，一位與其談判過的國企高層描述他在“談判時很強勢”，還有人說“只有閻焱搞定別人，沒有別人搞定他的時候”。一位朋友眼中的閻焱，則是“夠貪婪，夠冷酷”。

        中環(huán)世貿20層，出現在記者面前的閻焱，中等個頭，一身休閑裝，眼神凌厲，氣場強大。

        今年是閻焱從事風險投資業(yè)的第19個年頭。此前，他先后從事的職業(yè)是飛機設計工程師、社會學學者、世界銀行研究員、研究外交政策的博士。

        如電影《教父》中講述的關于意大利移民者成為美國黑手黨教父的故事一樣，主人公剛開始并沒有想著自己會成為教父，只是因緣際會，在一系列看似偶然而必然的事件組合下，因個人性格的緣故，蛻變成為教父。

        對于閻焱來說，在他38歲以前，他從未想過成為一名商人。此前，他想進入仕途，改變社會，做風險投資之前，他每一次職業(yè)的轉換，似乎都是為了更靠近他的政治夢想，盡管職業(yè)轉換的有點頻繁，但并不投機，因為在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他都做到了自己能力范圍內的最好。

        或許正是因為如此，才成就了這位風險投資業(yè)的教父級人物。

        青春重生

        閻焱的父親祖籍河北石家莊，母親祖籍安徽池州，父親1938年參加革命，是南下的老干部，而母親是1947年當的兵，在部隊文工團工作，解放戰(zhàn)爭結束后，就一直在安慶，而閻焱就出生在安慶。

        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閻焱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那時候的他也走上街頭，貼大字報，因為沒錢買墨汁，就用黃泥巴代替，字寫的也像拖把拖出來似的。這引來了眾人的圍觀，那么小的小孩子，在人群中的中央—那一刻的閻焱覺得自己特別的懂事。

        傾巢之下，安有完卵。“文革”之中，閻焱的父母都是干部，自然未能幸免。父親的工作沒了，在家歇著，但依然會被紅小兵拉出去批斗。那個階段，閻焱的父親又有嚴重的肺結核，他的身體也經受不住無休止的批斗，于是，他逃了。

        閻焱父親躲在一個農莊里，而這個農莊的廠長是他當年南下時的部下。閻焱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中間是一個很大的會議室，里頭用報紙壘起來，像一堵墻，而他和爸爸就住在報紙壘的墻后面。

        有一天夜里，閻焱被父親的咳嗽吵醒了，他看到，父親在吐血，一臉盆的血。于是，就連夜找人，但那時候農村的醫(yī)療條件很差，那時也沒有什么醫(yī)生，后來，很幸運地找到了一個醫(yī)生，診斷出來父親是肺部血管爆裂。

        批斗，疾病，鮮血……盡管他的生活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對于十多歲的閻焱來說，他不大會去思考這個世界怎么了這樣沉重且又得不到答案的問題。很快，他就找到了他的樂子。

        安慶是個老城，有一個民革。民革有一個圖書館，里面有很多書。但那時，門都被封起來了。閻焱撬開了其中一個窗戶，順著窗戶爬了進去，在里面，他看了很多那個年代的禁書，《牛虻》、《紅與黑》、《戰(zhàn)爭與和平》、《封神榜》和《紅樓夢》等。

        從窗戶里爬進去，然后再從窗戶里爬出來，一天的時光就這樣過去了，這樣的日子，閻焱過了兩個多月。書里的內容對閻焱產生了非常強烈的影響，他跳出了他那一代人的宿命。

        通過閱讀，十多歲的閻焱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共產主義理想之外，也有很多并行不悖的價值準則和道德準則。

        但在那個年代，整個社會被一種政治化浪潮所席卷，而留給一個青春期孩子的內心的，只能是一種巨大的沖擊。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對于閻焱來說，他時常被紅軍長征，延安的革命事跡所打動，而父親在他小時候給他講述的一些故事，抗戰(zhàn)時如何打鬼子，如何打游擊戰(zhàn)。在閻焱的心中，這些人都是英雄。伴隨著“文革”的到來，有的英雄都躺在了病榻上，或者被批斗摧殘。

        盡管當時社會環(huán)境很嚴酷，但對一個男孩來說，世界依然是五彩斑斕的。16歲時，因為出色的身體條件，閻焱被市體工大隊看中選進了排球隊，成了一名專業(yè)排球運動員。那時候，閻焱經常為了自己的隊友同別人打架。

        兩年后，閻焱離開了排球隊，他跟隨著眾多的知識青年一樣，參與了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閻焱插隊的地方是安徽省潛山縣，他是1975年的2月插隊的，1978年的2月份離開的，呆了整整三年。

        那時候農村的生活很窮，非常的艱苦，跟常常講到的美好理想之間，簡直是天壤之別。他開始對過去所信仰的一些東西開始重新思考。“那個公社書記，一手遮天，為了一點的私利，知青們會去買表賄賂他。”

        處于這些現實中間的閻焱，每天的生活大致都是如此，背朝黃土面朝天，對于閻焱來說，他不知道未來在哪里，未來或許就是在那個地方生活一輩子，但他又不甘心一輩子就這樣過去。與他同時下鄉(xiāng)的7個知青，都隨了大流，偷農民的雞和菜，打架。

        孤獨而絕望。他想離開這個地方。于是，閻焱就跟隨媽媽來到當時的潛山縣縣長董懷昌的家里，董曾經跟閻焱的父親一起南下，是他父親的手下。但父親嫉惡如仇的性格，是不可能為了兒子去求任何人的，插隊三年，父親也從未去過潛山縣一次。

        在董縣長是北方人，媳婦是潛山人，在家里對這個曾經上級的兒子，董并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熱情。閻焱掉頭就走了，此后再也未去過那個縣長家里。1977年閻焱考上了南航飛機系飛機設計專業(yè)并順利畢業(yè)。

        四年后，他被分配到江淮航空儀表廠擔任工程師，但是工廠里的生活很快讓他覺得厭倦，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當時我是一個躊躇滿志的青年，特別想改造社會，因為我插過隊，知道底層人民生活的艱辛，所以特別希望能為社會做點事，能改變這社會;等我分配到工廠去以后，盡管是總工程師，但是工程師在中國的社會里面地位是很低的，你發(fā)現什么也改變不了。”閻焱回憶說。

        做了兩年的工程師之后，閻焱毅然決然地轉軌了。

        1984年，他以第一名的分數考上了北大社會學系，師從費孝通。理由很簡單，他想改造社會，當然，實現這個理想，最好的是進入仕途。在當時的閻焱看來，中國人對權力的遵從和崇拜遠遠超過任何東西。

        那時的閻焱理所應當地認為，社會學就是研究社會的，畢業(yè)了一定能進入政府部門。整個“文革”期間，社會學被看成右派學科，而1978年到1984年，只有三個大學開設了社會學的學科，北大、南開和中山大學。那一年報考北大社會學系研究生的有幾千人，閻焱考取了。

        北大的三年時光對閻焱來說，充滿了里程碑式的意義。一個胸懷理想，熱血沸騰的知識青年，在未名湖畔，開始思考他所經歷的人生，他開始探尋他對現狀不滿的深層次根源，在閻焱看來，他已經不再是過去那個本能上的憤青。

        “比如說那是我們早年對民主的理解，什么叫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到了北大以后，我才知道，其實民主的精髓不是這個，民主的精髓真正是在于保護少數人說話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所以北大對我來講，是我真正的開始在理性上啟蒙和覺醒的階段。”閻焱如此說。

        在北大讀社會系研究生的時候，閻焱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北大學生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1985年的一段特殊的經歷讓閻焱內心非常失落，他內心依靠從政來改造社會不公正的想法動搖了。他覺得在一顆大樹上，如果處于枝丫的位置，或許只能成為加大風力或者降低風力，于樹干本身力量微乎其微。

        海外歲月

        北大碩士研究生快要畢業(yè)時，閻焱才明白，當不當官和學校沒多大關系。事與愿違，只是憑著一腔激情和道聽途說來的消息陷于被動盲從。他覺得自己應該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后，尋找機會。

        1986年，閻焱考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國際經濟政治學博士學位。“我記得特清楚，坐飛機在紐約降落的時候，第一次見到過那么多的車，高速公路上全是車，晚上，車燈都開著，就像一條長的光帶，非常壯觀，我長這么大沒見過。”閻焱說。

        美國的幅員之遼闊，土地之肥沃，對閻焱的沖擊是震撼性的。但是它又是一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社會，愛說什么說什么，愛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違法。

        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紐約》里面留學生的那種生活，打工，而后自己辦工廠。閻焱認為，80年代初出去的留學生理工科居多，這些學生們時常聚在一起，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英文又一般，畢業(yè)后，大部分人的前途就是得到一個綠卡，找一個工程師的工作。

        對閻焱來說，他們的路徑是相當陌生的，他走的是另外一條路。閻焱深知在美國社會，英文的重要性。

        初到美國，閻焱的英文不過關，他就搬到了美國的一個老夫妻的家里，交了一年房租。那一段時間，他不和任何的中國人來往，也不看任何的中國文字。一年將近的時候，他有個很有趣的發(fā)現，他做夢都能說出來英文，他知道，自己的英文過關了。

        如今，閻焱的英文詞語可能沒有當地人多，但在口頭表述上，書面表達的清晰上，他可以做到很好。因為當時普林斯頓給的獎學金夠多，閻焱不用去打工。到美國的第一件事，閻焱就花了600美元，買了一輛二手車，寒暑假的時候，也用多余的錢去幫家里買個三大件啥的。

        剩下的則是心無旁騖的讀書，他對自己前途的定位是將來去做研究，回國當教授。在普林斯頓，他見到了兩個人，余英時和楊小凱，他內心想從政的想法又被勾了起來。

        普林斯頓的閻焱和早年在北大校園閻焱入仕的想法截然不同，盡管初衷非常的一致。早年想從政就是想進入體制內，但是在美國呆了一段時間，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想法并未改變，但是他的想法是寄希望于中國改革的進程，希望自己在政治序列里能有一席之地，去做力所能及的點事情。

        在美國社會，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亨利保爾森，新一任的美國財政部長。此人名字對中國投資者來說，并不陌生，知道他是高盛的總裁，是華爾街“最有權力”的人，在2006年的時候，他成為美國財長，鮑爾森做財長的時候，他的收入是在高盛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在普林斯頓，閻焱跑去上余英時的課，余先生鄉(xiāng)音未改。課后，閻焱跑去跟余先生交流，“余先生你是安徽人，他說是的;你是安慶人，他說是的;你是潛山人，他大為詫異。”閻焱笑談。

        他不知閻焱在那里插過隊。閻焱跟余英時的交往頗多。除了上課之外，有一個由頭是普林斯頓的一個校友捐了100萬美元，讓用于公益事業(yè)，這個錢由余先生，閻焱和另外一個普林斯頓的校友管理。三個人的身份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學生辦公室主任。

        那個錢用來資助的第一個人是畫家張朗朗。張父是張鐵，也是一個畫家，研究美術史，“文革”時，遭到江青陷害，如遇七年，得了風濕性心臟病。第二個人叫蘇偉，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美國文學的。

        當然，在普林斯頓閻焱的學習成績很好，博士生資格考試，閻焱的歷史考了最高分，拿到了1.8萬美元的榮譽獎學金，然后拿著這個錢就跑去東歐呆了三個月。那時候東歐剛發(fā)生劇變，冷戰(zhàn)結束了。

        一度，閻焱的身份是個學者。

        普林斯頓畢業(yè)后，閻焱來到了世界銀行的政策、計劃、研究部從事中國企業(yè)和福利制度改革等重大項目的研究工作。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雙重學術背景，對中國社會的長期思考和熟悉使他工作起來得心應手。

        此期間，他做了兩個研究，一個關于全球的人口生育模型的，他把統(tǒng)計學上的高斯模型，用于人口統(tǒng)計;另外一個則是關于中國的保障性制度改革。

        關于保障性制度改革的背景是：8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企業(yè)辦社會，就是一個企業(yè)既有電影院，也有托兒所，還有醫(yī)院，到最后就變成了一個近親的社會，誰跟誰都是親戚，企業(yè)最后很難管理。

        這個研究到最后，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企業(yè)一定不能辦社會，要把這些福利性的功能，推向社會。后來中國國企的改制也印證了這一點，但最初，這個結論是由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最早提出了建議，閻焱是這個研究的工作人員之一。

        在世界銀行呆了兩年，閻焱就跳槽了。

        他去了美國智庫的哈德森研究所，他是第一個去該研究所的大陸華人。盡管收入比世界銀行的收入低了一半，還要交稅，但閻焱還是義無反顧，因為當時美國副總統(tǒng)戈爾，美國副國務卿，都是閻焱的同事。

        “在那里，你所積聚的是這個社會最頂端的東西，因此你將來要干什么別的事，從那兒作為起點就很容易;這個是我當年在潛山縣插隊的時候，學到的一個教訓，就是：你在農村最底層的時候，你再有本事，想做成一件事，難的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自上而下，就易如反掌。”閻焱闡述。

        人脈是最厲害的乘法。這是閻焱在潛山縣插隊的時候，就想明白的一個道理。當然那時候的閻焱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只是身邊高盛財長那樣比比皆是的美國故事，只是讓他明白，有準備的人生就是好的。

        1992年，在哈德森研究所潛心做了一年研究的閻焱，他的新書出版了，書名叫《勝利后的嘗試》，寫的是冷戰(zhàn)之后的東亞戰(zhàn)略軍事。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在這世界，干什么最好?想來想去，世上最好的事情就是花錢，而且不是花小錢，而是花大錢，最好花別人的錢，因為花自己的錢會心疼。”

        從那時起，基金經理這個職業(yè)在閻焱心目中扎下了根，因為“當基金經理第一是花錢，第二是花大錢，第三是花別人的錢。”閻焱大笑道。

        在美國生活的這段時光，為閻焱日后成為一個投資人奠定了幾乎所有的基礎。

        上帝之手

        兩年之后，1994年下半年閻焱便到了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公司，擔任該基金北亞和大中國區(qū)董事總經理，成為在海外進入風險投資行業(yè)最早的中國人之一。

        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紐約上市失敗，一時間出現了很多傳言，再加上市場條件不好，很多業(yè)內人士都認為中海油一定有什么問題，對其前景表示悲觀。在這種背景下，閻焱和中海油的管理層有了第一次的接觸。

        閻焱跟衛(wèi)留成(時任中海油董事長兼CEO)、傅成玉(時任中海油執(zhí)行總裁)在高爾夫球場見了面，一場球打下來，重要的條款幾乎全定下來了。其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是：二人成長經歷非常相似，傅在油田打過工，而閻焱插過隊，傅和閻都在美國讀過書。

        中海油的項目報上去，被AIG的投資基金委員會給否了，九個投委會成員，都是些老謀深算的家伙。他們反問閻焱，“你說這么好的公司，為什么上市失敗?”閻焱非常郁悶。

        臨近歲末，AIG在新加坡開年會，他碰到了基辛格，其當時的身份是AIG基金的工委會主席。他對閻焱說，“你看起來不太高興啊!”于是閻焱就跟基辛格講了中海油的事情。“如果有一家美國石油公司擁有全美國所有的沿海石油開采權，你認為它的發(fā)展前景如何?”閻焱說。

        中海油在中國，就擁有這樣的實力。基辛格立即被說服。閻焱在兩個月內就完成了對中海油2億美元的投資，此后，李嘉誠跟入。

        一年后，中海油在紐約成功上市，AIG放進去的2億美元投資，不到兩年，就變成了6.8億美元。

        那一階段，閻焱沒少替AIG賺錢，但似乎是悄悄的。而活躍在90年代的國內市場上的是另外一批人，他們通過房產生意躋身為富豪。先是在海南，而后在北上廣深，但這個群體大多游離于公眾視線之外，這也是有原因的。

        而那時候的風險投資在中國，很早期，“我記得我最早在中國做風險投資的時候，那個是十多年前，在中國最常見的人家就叫我們做皮包公司，因為我們是最典型的皮包公司，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錢，老背著一個包游說別人投資，因此別人叫我們皮包公司。”

        1998年-1999年那個年代，風險投資開始在國人心目中有了概念，比“皮包公司”稍微好聽些，人們覺得風險投資像“瘋錢”、“傻錢”。在咖啡館里拿著商業(yè)計劃書給投資人講生動故事的大有人在，在幾個星期內融到幾百萬甚至幾千萬美元絕不是天方夜譚。外國的風險投資商會主動要求，創(chuàng)業(yè)者最好在項目中占據主要的股份，投入的資金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花完等傳統(tǒng)投資商很難想象的投資原則。

        在《中國互聯網發(fā)展十年白皮書》中，一位業(yè)內人士曾如此描述當初第一波互聯網熱潮時情景：在一家知名的國外風險投資公司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張很大的項目統(tǒng)計表，雖然在近百個項目中，只有少數幾個標記著盈利的符號，但是，這家風險投資商卻非常自豪，因為他覺得自己搶先占領了中國互聯網市場的重要位置，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即便對已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yè)中，也并沒有盈利要求。

        直到2004年，閻焱投資盛大之后，似乎才為風險投資正了名。閻焱在AIG呆了8年之后，才來到了軟銀賽富基金，此基金是美國的思科集團和日本的軟銀共同成立的一支面向亞洲市場的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總共有10億美元，有4億美元放在了中國，這就成為軟銀賽富一期基金的全部來源。

        從2001年年初開始，美國軟銀負責人一直在為軟銀賽富物色一位Team Leader。美國軟銀的負責人的原則是，要為軟銀賽富找到一位既能做教練員，又能當運動員的老大，而閻焱多重的人生經歷無疑為他增分不少：下過鄉(xiāng)、留過洋，工科出身，又研究過社會學和經濟學。當時閻焱的身份是AIG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基金董事總經理，已在此服務多年。

        2004年，軟銀賽富投資盛大網絡幾乎成為中國投資行業(yè)最經典的教科書。

        當時的盛大，由于投資者撤資風波、與韓國Actoz公司的私服糾紛，正在風雨飄搖之中。當閻焱決定投資盛大時，外界都驚呼看不懂。

        兩年后，軟銀賽富退出時，4000萬美元狂賺了5.5 億美元，得到了15倍的回報。這個戰(zhàn)績已成為了中國MBA的經典案例。對此，閻焱覺得，盛大在上市之前，全世界尚無一家在線游戲公司上市，它是創(chuàng)建了一種全新的商業(yè)模式。

        2005年7月12日，軟銀賽富獨立，募集第二期基金6.4億美元;2006年，閻焱募集的第三期基金是11億美元，其間，李嘉誠曾主動表示要向閻焱投資3億美元，然而他卻婉言謝絕。最后，閻焱只接受了李嘉誠的1800萬美元。

        這里有一個背景需要交待的是：軟銀第一期基金名為軟銀亞洲，孫正義為控股者;第二期更名為軟銀賽富。軟銀不再是GP(英文general partner 一般合伙人)，但還在LP(英文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基金的出資人)中占有一席;而在賽富三期基金中，軟銀既不是LP，也不是GP了。

        行業(yè)慣例，投資基金的投資回報是二八分成，即其中80%歸LP，20%歸GP。盡管盛大一役獲得高額的回報，但按照行業(yè)慣例，利潤都被GP和LP拿走，但閻焱和他的團隊只能算一個打工的。那時，包括IDGVC、軟銀亞洲、Intel Capital等，中國的管理者都如此生存。

        軟銀賽富獨立后，原軟銀亞洲的團隊成員都留在了賽富。成功獨立，又與老東家不傷和氣，閻焱做到了。這一變化的意義在于：以閻焱為首的管理團隊取得賽富的全部GP股權。這就意味著，新基金所得的投資回報中的20%將全部歸閻焱等管理團隊。

        當然，做投資做的順風順水的閻焱，個人風格也逐漸凸顯。2004年底，軟銀賽富與光線傳媒的的投資談判擱淺。聯合IDGVC的軟銀賽富，出價為1000萬美元，占光線16%左右的股份，投資意向書很快簽訂。此后，王長田向軟銀賽富提出加價要求，后者接受。

        但隨后，咨詢了一些朋友后，王長田還是覺得自己賣便宜了。雖然為難，王長田還是再次向軟銀賽富的負責人閻焱提出了加價要求。“價格已經重新談過一次了!”作風強勢的閻焱拂袖而去。2005年10月，軟銀轉而投資了另一家民營電視公司歡樂傳媒。

        當然，近日軟銀賽富與雷士照明之爭也頗能凸顯閻焱的個人風格。

        持續(xù)了一段時間的雷士照明與軟銀賽富之間的紛爭，使得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與投資人閻焱之間的矛盾數度升溫，當然，創(chuàng)始人吳長江離職背后的因素錯綜復雜，閻焱的做法堅守了華爾街的規(guī)則，冷酷而無情。

        本來故事寫到這里或許充滿了悲情，是一個創(chuàng)始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恩怨故事，但故事并沒有止于此，當民族概念出籠，經銷商逼宮，員工罷工，這諸多因素混雜在一起的時候，事情更為撲朔迷離。

        其實，成就閻焱的，則是他的“夠貪婪和夠冷酷。”“什么叫貪婪?貪婪就是充滿希望，下注在一個看起來只有萬分之一可能的事情。所謂冷酷，就是同時要保持非常冷靜和高度理性，不能為某些表面的東西所誘惑。”閻焱的一位朋友詮釋道。

        這里有一個需要交待的細節(jié)：閻焱是一個業(yè)余高爾夫球手，很多投資項目都始于高爾夫球場，對于早年有過一段專業(yè)排球運動經歷的閻焱來說，相當的有運動天賦，他的高爾夫打得不錯。一般可以打到七八十桿，賽富的合伙人羊東聽到閻焱這個成績時，起初還以為他在吹牛。

        十年辛苦不尋常，閻焱每天看上千封郵件，每年看三四百個項目，參加無數的會議論壇。人們稱他為“VC教父”，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漂亮的成績單，分眾傳媒、百度、阿里巴巴(微博)、巨人網絡等。論壇中，閻焱有一些驚人之語會被媒體挑出來報道，“在我看來，中國95%以上都是在忽悠，留下5%中間有可能會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公司。”

        閻焱認為，“在風投業(yè)，真正看重的是機構是否作為領投人進入一家企業(yè)，特別是第一輪。一定要做出有開創(chuàng)性的投資，而不是老是做跟隨者。如果只在第三四輪進去就無任何意義了。”因此，他很少跟著市場熱點走，這兩年很熱的團購，賽富都未投，某著名電商也找過賽富兩次，他也沒投。

        這么多年，他和他的賽富均已成為行業(yè)的風向標。

        賽富十年，從最初的兩個個員工，到2011年的78人。閻焱歸納賽富創(chuàng)造了兩個第一，“賽富是第一個從國際投資機構中作為中國人的團隊獨立出來的。”賽富也是第一家中國人的團隊在國際資本市場突起的，賽富的第一支獨立融資基金比IDG和鼎暉都募集的早。

        閻焱也隸屬于“投資家”這個群體，成為財富和資本的代言人。

        這個群體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企業(yè)家，他們游走于實業(yè)和資本之間，以“拼縫者”的精神、掠食者的殘酷圍獵財富;他們比企業(yè)家獲利更多、更快捷，當然付出的代價也更大。他們成為富人速度之快令人嘆為觀止，也因此被天然地當作了“暴發(fā)戶”和貪婪的“禿鷹”。

        國內媒體上不乏這種“禿鷹”形象，他們在中國媒體中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存在著，要么被“神話”，要么被“鄙夷”。

        在風投業(yè)做得順風順水的閻焱，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依然未泯滅，非常想成為中國的亨利保爾森，但現在他對自己和體系都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以他多年在商場上商業(yè)投資教父的性格，在官場上其實很難生存。

        現在，走了那么多路之后，他至始至終，他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