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海外并購今年迸發出了“洪荒之力”：首次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收購者。伴隨著交易量的增加，中企在美歐也頻頻“碰壁”。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中企海外并購實際交易金額543億美元，超過2015年全年總額，占同期對外投資額比重也超過了2015年的34%，實際并購金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項目達12個。
但是，在交易額增長的背后，以中企對瑞士農藥轉基因巨頭先正達（Syngenta）、德國半導體企業愛思強（Aixtron）收購中的曲折為例，歐美的阻撓層出不窮。芬蘭前總理亞歷山大·斯圖布在他最新的文章《對中國而言，歐洲就是新非洲》中一語點破道：“中國之所以專注于（投資）歐洲，其實只是因為‘貿易保護分子’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將所有中美交易都置于審查之下，在中資投資的道路上設置了一堵‘墻’，而白宮易主并不會令中國在美投資變得更容易。”
的確，在近期被炒得沸沸揚揚的中資對愛思強收購告吹的背后就存在CFIUS的身影。此前CFIUS還阻止了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向中資財團出售其美國照明業務，對于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來說，這道“禁令”讓它們付出了13億美元的代價。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以愛思強收購受阻案中德國經濟部強勢叫停的表現為標志，歐洲大陸對于中資的懷疑也達到了一個小高潮。精品投資銀行Ion Pacific董事總經理兼歐洲、中東及非洲主管霍伊（Claire Hoey）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有一種認知是，中國投資者偏重于IT或高科技企業，通常對科技非常有興趣，這也導致了西方賣家的懷疑。
2017年，在歐洲將持續經歷多次右翼民粹主義的沖擊、美國白宮易主的情況下，中資在歐美的收購是否將更加曲折？
難以打消的投資質疑
長期跟蹤中國對外投資的咨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在向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USCC）提交的最新報告中指出，在過去10年中，中國對外投資（FDI）年增長率在27%左右，從2005年的30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1230億美元。
報告還指出，最初中國的FDI專注于發展中國家的采掘類行業，而近來中國的FDI逐漸流向那些擁有科技和品牌的發達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成熟或者高端制造業資產非常豐富。
報告認為，中國越來越注重在先進制造業、服務業和避險資產方面的收購。“自2013年開始，中資在油氣等行業的投資就大幅下降，同時在科技、創新以及現代服務業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迅猛，在商業房地產和其他避險資產方面的投資增長也較為迅速。”報告寫道。
其中，中資對美大約1/5的FDI是集中在美國大城市的商業地產；其次，對信息和通信（ICT）方面的投資占總投資的17%，早期集中在IT設備方面，后期聚焦在半導體和軟件方面的收購；對能源行業的投資占到了總體的13%，排名第三；隨后是對于農業和食品企業的投資。
長期關注歐洲市場的霍伊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證實，在過去的12個月中，看到了中資企業對于科技類企業不斷增長的興趣。
不過，在這股對于歐美科技類企業并購潮的背后，西方賣家和政府依舊對蜂擁而來的中資存在諸多疑慮。以中資對半導體產業的投資為例，當中國政府2014年決定加強國內半導體發展后，中國的相關企業就急于探索對美國的半導體資產收購。2014年前，中國在美對半導體行業的累計投資僅有2億美元左右，但 2014和2015年在此領域的交易量飆升，已突破8億美元。
德國各界對此方面的討論也不絕于耳。實際上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結果就認為，中方是通過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使中國技術取代外國技術。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歐美輿論界在過去常常批評中企大規模對資源領域的投資模式過于單一，但當中企轉向非資源領域投資后，歐美輿論認為，中方的這種大規模投資目的不純，即有組織性、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由此可見，無論中企在海外投資于何種領域，都難以打消來自歐美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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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400億美元歐洲收購受阻
榮鼎集團的數據顯示，中國在美FDI的交易價值從2008年前每年少于5億美元，增長至2015年的153億美元。在過去2年中，歐洲每年來自中國的FDI也在200億美元以上。
不過，在FDI增量背后，收購失敗的案例也在激增。僅在歐洲，根據精品投行Grisons Peak的數據，從2015年年中開始，即便不算上愛思強和先正達收購受阻的案例在內，也已有近400億美元的中資收購計劃被歐洲監管者否決了。
霍伊表示，近期歐美市場對于中國企業的并購邀約態度漸趨謹慎，而國際市場也出現了多起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產失敗的案例。
實際上，對于中國企業在歐投資是“有組織性、有選擇性”地收購外國的高新技術的指責，在中資收購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時已出現了一個明顯的高峰。當時，德國經濟部部長加布里爾就發表了一些針對中資不友善的言論。一方面，德方對于中方在德國對高科技企業的收購存在顧慮，另一方面，德方也借此機會呼吁中德雙方市場準入需要對等。
在質疑中資收購愛思強的過程中，加布里爾就列舉了德國乃至歐洲企業在華投資受阻的情況。不過，綜合中國外交部提供的數據，近年歐洲對華投資額持續攀升，當前歐洲在華投資存量遠大于中國對歐投資規模。德國在華企業達8000余家，中國在德企業不到2000家。另外，今年前9個月，德國在華投資已增長120%。
榮鼎集團在報告中也呼吁中美通過FDI的對等來抵消相互信任、理解的損耗。如果中資在美的投資量達到了榮鼎預測的水平（即在2016年達到300億美元），而混合的商業和政治訴求仍未得到有效解決的話，那么，在美國以及全球都有可能掀起新一輪競爭政策的導向。
“國家安全”引爭議
CFIUS長期以來一直在中資海外收購方面扮演“攔路人”的角色。CFIUS可以對威脅國家安全的交易進行審查，但其實，對于“國家安全”的定義非常模糊，因此也為CFIUS的操作預留了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對于CFIUS的操作做出了解釋，并指出CFIUS對兩方面的威脅尤為敏感：第一，重要的、雙重使用科技相關型的交易；第二，在地理上接近國防裝備或其他國家安全設施而增加經濟或軍事間諜風險的交易也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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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此判斷，CFIUS對于愛思強的審查原因就屬于前者。德國經濟部也以該收購案涉及“安全問題”為由收回了此前的收購許可。德國媒體隨后爆出，這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向德方提出安全警告，擔心中國將愛思強公司的芯片用于核項目，從而導致德方態度轉變。
最終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總統令，阻止了中資對愛思強的收購，并稱有“可靠的證據”表明，此收購有可能會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因為，愛思強的科技同時應用在美國軍方設備上，存在國防安全隱患。
此前，愛思強最大股東、位于倫敦的投資公司Argonaut Capital公司已發表聲明，痛斥了這種邏輯，并指出，“愛思強生產的是半導體制造工具，并不生產芯片。愛思強同國防工業沒有任何直接的銷售關系，且愛思強的員工也沒有參與美國政府的涉密研究，不掌握任何同國防相關客戶的敏感信息。”聲明還指出，如果上述邏輯能成立的話，那么“以后也可以阻止中德鋼鐵企業合并了，因為鋼鐵可以在德國和美國用來造坦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日前表示，中資收購德國愛思強純系市場行為，中方反對這種從政治上進行干預的錯誤做法，“希望美方停止對中國企業的捕風捉影，為中國企業投資提供公平環境和便利條件，從長遠看，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歐洲要放棄貿易保護主義
在中資宣布放棄收購愛思強后，德國媒體哀嘆道，“這家在幾個月前（除業內）還無人知曉的技術性企業，無端成為了世界政治的犧牲品。”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這不是有關藍領工作在大陸之間的轉移，這是白領企業更換雇主，根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中。”
德國媒體也隨后反思，美方是的確秉持了國家安全原則，還是出于美國本土工業界利益的考量，才作此決定？此前已有業界人士指出，愛思強與中國的聯手在商業上對于美國同行業的競爭者將產生不利影響。
無論如何，愛思強已成為了真正的受害者。此前愛思強曾表示，如果收購失敗則不得不采取裁員等方式控制收支平衡，目前愛思強已經向德國政府提出國家援助的請求。愛思強和700名員工的未來也令人擔憂。其前車之鑒就是荷蘭皇家飛利浦公司。中資財團曾開價28億美元收購飛利浦旗下的LED照明部門Lumileds，但CFIUS的反對使得飛利浦在壓力下放棄了同中資的交易，導致潛在買家數量大大減少，最終飛利浦方面被迫降低要價，并在12月13日發聲明稱，將Lumileds的80%股權以15億美元售予私募股權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這意味著，CFIUS的插手讓飛利浦方面損失13億美元。
霍伊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的賣家已轉向與西方的策略投資者或私募基金進行交易，以避免交易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但這也意味著對投資標的的估值往往較中國投資者（的估值）低。
至于德國對中資的質疑，霍伊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我覺得，德國有可能在這方面是個輸家。”一方面德國存在這種持續的抵抗情緒，另一方面在北歐國家，則有非常吸引人的科技企業，霍伊表示：“以色列也具有能成為一個很大贏家的潛力，他們在未來有極大的機會同中國投資者進行合作。”
斯圖布在文章中指出，中資對歐洲投資并非壞事，歐洲需要注入外資。同時歐洲應當放棄這種下意識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特別是當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如果決定放棄同歐洲締結“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時，歐洲需要尋找其他伙伴。從規模和體量上來說，中國很明顯是歐洲應當找尋的方向。
歐盟智庫布勒哲爾國際經濟研究所（Bruegel）也在其最新的報告中指出，考慮到“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看起來都無太大的可能性時，歐盟應加速與中國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在TTIP缺席的情況下，歐盟同中國維持更緊密的經濟關系可能是唯一的選項了。”
法國央行前行長諾亞（Noyer）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也指出，擴大相互投資是中歐的相互意愿，雖然目前在德國遇到了一些保守的看法，然而隨著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一定會解決一些問題。“對外國投資的開放是歐盟根深蒂固的原則。”諾亞指出，“不過，如果投資項目涉及一些國防領域，無論是中國還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在相關投資時滿足一定的程序。”[pagebreak]
CFIUS或加強審查
目前，在歐美還有一種擔憂是，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政府于明年正式上臺后，有可能CFIUS會加大對外資的審查力度。
海格樂繆勒（Hengeler Mueller）律所合伙人澤格海恩（Hans-Joerg Ziegenhain）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認為，特朗普執政后，CFIUS的作用或許會比以前更廣泛，這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海外并購交易。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會滯后一年才公布。在今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于2013年的97筆，其中的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緊隨其后的是針對英國（21筆）、加拿大（15筆）以及日本（10筆）的審查。
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其中中國成為首要審查目標。該機構共審計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則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建議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這是USCC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希望國會修改法案以限制中企在美收購的建議。英國媒體對此評論稱，盡管USCC的報告對國會是一項沒有法律效用的建議，然而這體現了當前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增長的警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11月1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對于這個所謂委員會報告的具體內容“沒有興趣作出評論”。
不過，榮鼎集團傾向于認為，美國目前的監管環境在監控中資投資方面是健全的，且不需要CFIUS更改授權或進程。
但是榮鼎集團在報告中認為，有兩方面可以確保美國監管方更有效率：第一，美國財政部和CFIUS需要足夠的資源來完成他們的授權。“中國不斷增長的FDI意味著需要審查的交易在近些年來也不斷增長，這需要額外的資源來確保有效的審查進程。”報告寫道。第二，不斷增長的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的力量以及中資人員，需要美國監管方面具有合適的資源來監控這一新發展趨勢，比如（監控）在美當地同中資企業的研發合作、美國企業對當地中資分支機構的科技執照頒發，或是在早期技術融資方面等進行密切關注。
最終，問題的解決都指向了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簽署。榮鼎集團認為，BIT可以給予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預設的權利，幫助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雙方FDI的政治化，在長期范圍內，令中國對美投資使得美國受益。
此前，中國美國商會主席吉莫曼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預期BIT將在2017年末或2018年初完成，且“確實能夠預見，在2017年，將會有更多人關注雙邊貿易與投資關系的基本公平，也會有更多人關注美國公司是否獲得互惠待遇，來確保它們在華市場的機遇等同于中國在美國市場得到的機遇”。
